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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八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文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说明：
“凡恩荫世袭，文、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文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说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文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文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文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