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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拱的考课法，与张居正的考成法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拱并不是把某地官员每年必须完成的事项全部定义出固定标准。
虽然，该地官员每年有多少件事情是必须办的，这一条考课法与考成法是一致的，但一些细节处却很不同。
比如考成法要求某地上缴的税额，基本是一成不变的，朝廷一旦规定你这个府今年交多少税，那么张居正就只看你这个知府交没交足这个数，交足了就是考成合格，交不足就是不合格，基本不问其他缘由。
高拱的考课法就不同了，他结合了此前高务实给他的建议，采用了一种浮动数值的考量方式。就随便以武昌府来举例吧，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先把武昌府前十年的缴税总额算出来，取一个年缴税平均值，然后以这个平均值为基点，明年武昌府的缴税额超过了这个平均值，那就至少算是合格，如果超过了5%，则算良好；超过了10%，那就算优秀了。
但这只是考课法所考的其中一项，同时还要综合其他项目来评价，比如说地区稳定。地区稳定是个大项目，其下又包括民变、骚乱、土匪、流寇、杀人案、抢劫案等各类治安事件的考察。
当然粗略一点来说，可以概括为“经济（赋税）要提高，动乱要减少！”
这就狠了。
按照大明或者其他封建王朝的一贯规律，所谓提高赋税，方式无非就是压榨得更狠，而压榨这种事，最后十有八九都是平头老百姓倒霉，然后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动荡。
现在又要提高赋税，又不能搞得官逼民反，否则都是考课不合格，因此考课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大明的官员一时之间都有些发懵，这他娘的要怎么搞？
那段时间，高拱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各种弹劾、申诉如雪片一般飞往通政司，堆满了内阁，连两宫都不得不私下宣召高拱问明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