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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税种，为何能够一直得以延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计算税收简便易行，只要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控制了户籍，便可以轻而易举的按照户籍收取人口税，不管是从计算方式，甚至是征收渠道上，都很简单，而成为流民或是亡户，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到万不得已，普通百姓是不会做这样的举动，因此人口税便成为了历朝历代的一个重要的敛财手段。
华夏统治阶级对于民众的剥削，或者说普通百姓的对于这些制度的忍耐程度，基本上来说都是很高的，就像是后世一再调高对于通胀的宽容度，然而对于普通民众在银行的存款利率却迟迟并不随着通胀进行调整，或者远低于通胀的程度，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负利率运作就是额外的一种全民的隐形性质的人头税。
为何现代社会大都取消了明面上的人头税，因为这种税收虽然效率高，但是最不公平。从经济学上来说，人头税的征收，只能使贫富差距加大。
但是其实不仅仅是在汉代，甚至一直到后世的现代社会，关于税收方面，也就是从明面上的不公平，转换成为了隐形的不公平罢了，从明面上的口赋，变成了其他名目的税收，比如个人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商品课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直观地看，对一般消费品课税，消费数量大者税负亦大，消费数量少者税负亦少，这似乎符合公平课税的原则。
但是，进一步分析，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多寡与个人收入并不是成比例的。个人收入高于他人数倍、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的个人，其消费品支出绝不可能比他人多数倍、数十倍、数百倍。
在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商品课税就具有累退性，收入愈少，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税负就相对愈重，导致事实上的税负不公。
其次，对全部消费品都课税时，由于需求弹性大小不同，课税所引起的提价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课税的税负将更多地落在广大低收入者的身上。
再次，任何国家的富有阶级和阶层的人数总是少数，相对贫穷的阶级和阶层总是多数。就总体而言，商品课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居多数的相对贫穷的阶级和阶层负担。
规则，永远是制定者得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