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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商周三代时期，是“天命”论笼罩下的民本思想，属于“天命顺民命”的类型。统治者认为君权是天命赋予的，但天命是顺从民意的，如果统治者不体恤民力，不修德政，天命就会根据民心所向转移到新君那里。
如《尚书》之《五子之歌》《汤誓》《泰誓》三篇文章，就代表了夏禹、商汤、周武三王的民本思想。
商汤在讨伐夏桀之罪的《汤誓》中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正因为统治者明白天命顺民命的道理，所以统治者产生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尤其是“小国周”统治者从“大国商”的灭亡中总结了历史教训，进一步发展了夏商时期的民本思想。
如《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就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是不分亲疏的，他只辅佑有德之君。民心也无常主，他只归附于爱己之君。
这也成为后世儒家的“民本”思想来源。
孔颖达在文章中旁征博引妙笔生花，详细阐述了民生为本的理念，看得一众学子儒生官员贵族如痴如醉，深刻反思。
就连稍稍识得几个字的百姓亦是鼓掌叫好。
当世大儒孔颖达这可是再为天下的百姓发言，怎么能不叫好？
一时之间，《贞观周报》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