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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在中书厅里入坐后，苏轼坐在下首，章越坐在案上。
官员入中书奏事都是北向而坐，宰相据案面南而坐。只有两府入中书时，方才撤去桌案，宰相与之分东西宾主对坐，这叫掇案。
苏轼至中书必然遵守以此规矩。
苏轼看着章越今时今日，自知不可以以往口吻与章越轻谈了。
章越道：“由子瞻出使高丽再联络女真之事，是非你不可，权高丽国主崇仰本朝文化，你的文名早已在高丽远播，所以你前往此地再好不过。我听说之前高丽文臣金觐随同柳洪、朴寅亮出使宋朝。归国后，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富轼”与“富辙”，倒是有意思。”
章越说笑，苏轼肃容道：“下官有一事不明，高丽必听命于契丹，终必为北虏用。契丹大军足以致其死命，而本朝则不能故也，为何高丽要听命于我，而不听命于契丹？”
“若是真的通好高丽，契丹触怒，岂非兵祸又起？”
苏轼说得很有道理，契丹与高丽大部分领土就隔着鸭绿江，而且辽国还在鸭绿江以东的保州，定州驻军，随时可以攻打高丽的西京（平壤）。而宋朝与高丽距离那么远，几乎没有什么制着高丽的手段，高丽凭着听你的。
章越道：“问得好，此事要从熙宁七年说起，当时本朝与辽国因划界之事，我身为枢密副使率军在前线与辽国对峙。”
“为了打破僵局，当时朝廷让安焘和陈睦出海使高丽，以为联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