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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从理性考虑，司马光从人情考虑。
就好比为了躺平，一个人认为我现在努力赚钱，以后就可以躺平，一个人认为我辛苦赚钱还不是为了躺平，索性直接烂摆到底。
那章越对新法的态度与王安石，章惇分歧在哪？
就是天理与人情必须结合。
他主张攻党项，这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是他考虑到必须从实际出发。
很多人都是今天努力，明天就要看到成果的。
这如同读书一样，我为了考个好成绩，每天逼自己读十六个小时的书，如果想偷懒，就头悬梁锥刺股。
但是呢？太用力的人，往往坚持不了太久。
你王安石变法这么久，于国有利了，那么百姓呢？什么好处几乎都没有。
你要变法继续下去，必须让老百姓从变法中真正得到好处，取得了民心的拥护，才能让路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