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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越道:“老泰山,天下皆知市易法有病,不是小病,而是大病,日后其患必被于天下,何必为眼前短浅之利,而败坏了商贾。”
吴充道:“此为官僚细故,市易法之弊乃害商。但为何要使商人居末业?因为缺钱了,朝廷不敢先问百姓取,而是问商人取的。”
所以历史上明朝万历皇帝打着收矿税的名义,派出太监宦官向民间收商税。
章越道:“商税取之有法,不可以市易法取之,老泰山可知道如今汴京城里要为营生,必须先向官府借钱,方才允其生意。至于吕惠卿,吕嘉问二人口口声声说,朝廷绝无强行向市商摊派息钱之意。但这话谁都知道是睁眼说瞎话!”
宋朝商税本就不少,真宗时就收入八百万贯以上,不似明朝那样商税收入极少。
而市易法败坏处,在于老百姓必须先向官府借钱,才能获准经营。
市易法的利息钱是二分,而为了达到嘉奖赏赐,执行层的官吏们不仅权力寻租,而且强行放贷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最后还不起市易钱破产的百姓不计其数。
到了元丰年时,开封欠市易务钱的有两万七千多户,共欠钱两百三十七万余贯。
吴充叹道:“那又有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