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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愤青的态度则有所不同：哪怕你做过汉奸，甚至现在还在继续兢兢业业的在做汉奸，但只要你还有利用价值，我就敢将计就计，先让你们再苟活几日，等我把你们的价值榨干之后再杀不迟。
这群白莲教徒为了造反，甘于充当汉奸，按理全都该死，但高务实就会先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譬如利用他们加快蒙古汉化，以达到自己将来用经济和政治手段逐渐控制蒙古的大计，为了这个“远大理想”，高务实乐意让他们多活一段时间。
由于大明在对漠北蒙古势力经常的入境骚扰劫掠进行打击的同时，亦采取像准许“通贡”和开放“马市”等一些羁縻之策。而这些措施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蒙古人岌岌可危的经济，但同时也使蒙、汉两地间的人口的流动趋于频繁与扩大。
在这样的人口流动中，一方面是一些蒙古人随着朝贡团队进入大明边境而滞留于内地，譬如正统初年，就有万余人定居于京城；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大批的汉人北往。这其中除了部分是被蒙古军队所劫掠的边民之外，其余则是所谓的“叛逃”者。这些“叛逃”者，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处于边地的白莲教徒。这些白莲教徒大多来自山西，他们为了躲避朝廷的镇压和追捕，从内地逃往漠北边境，史书上说“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
这些逃往漠北的白莲教徒，出没于中原和漠北边境地区，尽管其有时引领蒙古军队的进犯和抢掠，同时也有将中原的情况泄露于外，实际上充当了汉奸的举动，但反过来看，却也在无形中起到了促进蒙古汉化的作用。
譬如以丘富、赵全等为首的“中国叛人”，为躲避大明的剿杀而北逃，他们带着中原之地之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当地开垦土地，建造房屋，传授制造手艺，在荒凉的草地上筑城定居并进行农业生产，使昔日“水草甘美”之游牧胜地，变成了宫城林立、良田千顷的塞外“板升”，蒙古人因此从落后的游牧经济向先进的农业经济过渡和转移。
咋一看，蒙古人因此实力更强了，似乎更难对付。然而高务实却知道，定居下来的蒙古人可远没有游牧万里的蒙古人可怕。当蒙古人定居下来，再想与汉人交手，就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你打不过就万里转移，追剿起来那多麻烦？而且大明的火器尤其是火炮，面对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蒙古人几乎没有发挥的余地，可一旦蒙古人建城而居，大量财货都在城里，轻易舍不得放弃的话，那么大明的重火器就能拿来攻城，如此这般，效用就明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