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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皆武臣。
而文臣者，必是南京兵部尚书，并加“参赞机务”。
按照这个最初设置来看，仅仅只是“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的地位原本最低，但是跟北京方面一样，文臣地位提升之后，参赞机务的南京兵部尚书反而成了权力最重的那个人。
外守备和协同守备按例都是勋臣担当——说到这里，就可以解释一下为何徐鹏举一出事，临淮侯长子李言恭就急急忙忙来京了。
早在嘉靖末年，徐鹏举就是南京外守备，而协同守备则正是临淮侯李庭竹。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因为南京振武营兵变之事，南京三巨头（实际四人）都吃到了惩罚：外守备徐鹏举策励供职，协同守备李庭竹闲住，南京兵部尚书张鏊致仕，内守备何绶降三级征还。
这一次，最倒霉的是张鏊，直接被勒令退休；其次是镇守太监何绶，连降三级不说，被召回北京宫中，丢了大权；再就是协守李庭竹，所谓“闲住”，全称叫“冠带闲住”，意思是保留官职不撤，但只能呆在家里反省，不准去管事了，放在后世大概相当于停职反省；被罚最轻的是徐鹏举，继续任职不说，还被勉励了一番。
想必那个时候，李庭竹心里对徐鹏举就很是不满了——振武营那次的事，徐鹏举的表现很糟糕，被兵变士卒讥讽为草包，最后他李庭竹的惩罚却反在徐鹏举之上。高务实琢磨着，李庭竹可能认为朝廷对南京守备勋臣一职包容度比较高，毕竟勋臣虽然已经没什么大用，但终归代表朝廷颜面，是以这次徐鹏举出事，李庭竹立刻跳了出来，毕竟在南京，离守备勋臣最近的就是他嘛。
因果关系倒是弄明白了，但怎么从这里头捞到最大的好处，高务实却一时囿于自己地位不够，始终没能理出个头绪，到最后只好先定下一个思路：先看李宗城见了自己之后打算怎么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