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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肯定是最实际的，额尔德木图无法辩驳，只好道：“可大元还是亡了。”他顿了一顿，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师说大元不是亡于文化，那大元为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务实道：“《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处处体现其‘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额尔德木图诧异道：“大，也可以亡国？”
高务实道：“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始终不能确立国家最根本的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说的‘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这个问题，高务实没有展开来和额尔德木图说，实际上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则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
元朝本来就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还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还有，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事实上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以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