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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古代社会，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以这样的公权力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孰强孰弱高下立见。如是长此以往，弱肉强食之下便可能是民不聊生，最终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争利”开始往往是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甚至抢劫了。如《梵天庐丛录》载，鞑清时某太监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斤。”
这事并不难，可他随即提出苛刻条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且“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当县令面露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着，汝罪不小！”
此时自然有人出来打圆场，道：“有银子便好商量。”结果县令便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从这个故事表达的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公廨钱”都是未雨绸缪之举，目的是把祸患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人心，其实正是最大的政治。
“若争小可，便失大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太宗舟水之喻，兴衰之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高务实把这番道理说与吴兑听了，吴兑的脸色便有些将信将疑，犹豫片刻，沉吟道：“求真是说，你我做这些物流买卖，也是与民争利，因此本就应该罢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