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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实上高务实是知晓这道奏疏内容的，曹簠不仅提前送了消息给他，还把前因后果明明白白陈述了一遍。而且在刚才入宫的路上，梁梦龙也猜到皇帝召对肯定是要说这事，因此也和高务实有过一段交流。
说实话，高务实也觉得有些头大。
现在的麻烦在于事情扎堆，京里这边正在“财权大战”。高务实虽然先给了一颗甜枣，把全国上下大大小小官员的俸禄折算基本清除，只留下了大家还算可以接受的粮食和布帛折算，但因为接下来他要全面收拢财权，还是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所以舆论上争得很凶。
舆论这玩意，有时候没什么鸟用，但有时候作用也很大。比如某件事皇帝如果坚持要搞，那么无论你舆论如何反对，该搞还是得搞。但是一般而言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真要是有的话，那就是大礼议、国本之争这种档次的争议了，几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直接冲突。
收拢财权这事不至于会如此，因为这事归根结底是文官集团内部的争议，是实学派与心学派之间“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的争议，皇帝处于高高在上的调停者角色，稳坐钓鱼台。
高务实显然是一个“大政府”制度的支持者，经历过后世红朝崛起的他，深知在很多时候一个强有力的“大政府”之重要性。
以前他在党校进修的时候其实也对这个问题稍有涉猎，比如他知道汉文化传播到欧洲后，最让欧洲学者困惑的问题，就是无法理解“仁义”的真正含义，因为仁义是基于社会层面的，而社会是西方狩猎宗教文化所没有的东西。
狩猎经济只需要个人层面的自发组织，对个人而言，那是主动的、自由的。而农耕经济才需要社会组织，以应对自然灾害，那是被动的、强制性的。
而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文化，人与上帝(或者说自然层面)之间更不可能有一个中间环节，哪怕是基于个人层面的，个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教会组织，也被认为是多余的，500年前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给废除了。所以西方人不能理解、也更不能容忍个人与自然(上帝)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社会)，更不能理解这个中间环节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