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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三，则是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李东阳诸人在皇帝强势打压下，于谏诤策略有所调整，但委曲从君之际，又积极救护因君臣冲突而得罪的官员。“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
王锡爵以荐举此前因建言而落职的官员为己任，“先是还朝之次日，已密与选君谋荐复诸君子之计”。
费宏虽迫于君势而对“大礼”采取较为审慎的政治态度，但这一思路却不能全然转移到与张璁诸人的关系经营上。“璁(张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骤至詹事，举朝恶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讦杨廷和，并牵连费宏，费宏难于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禄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务实通过对这些阁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便是李东阳诸人的行为取向特征即费宏所言“委曲将顺，乃克有济”的事君之道。
所谓“委曲将顺”，是指李东阳诸人虽赞同士大夫群体的意见，然在君臣冲突的情境中有许多无奈的权宜举措，具体表现为顺从皇帝主张，缓和谏诤姿态；
所谓“乃克有济”，其实便是“委曲将顺”的目的，所济为何？在时事，在天下关怀，难做一定之论，然而却肯定不是单纯的谀君之路。李东阳诸人行事尚有其原则底线，这从其不肯顺从君意追论谏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冲突情境中，李东阳诸人以“委曲将顺”之道事君，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调护时局，其退于君臣冲突之争执，而得从容救护与君争执之官员。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类行为取向，终究以妥协为动作，且事涉个人荣宠，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节操、名利观念等相牵连，引发舆论毁誉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