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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局势焦灼，杨廷和、毛纪、蒋冕先后因争大礼去位，费宏继任为首辅。
而原历史上的万历中期，朝野诸臣连疏请求神宗早定“国本”，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在当时，“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朱翊钧则强势打压群臣，“言官劝请豫教，盖被降罚，省闇几空”。
王锡爵也早在万历十九年疏谏朱翊钧，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朱翊钧也是不听，王锡爵遂以省亲为名离京。
万历二十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言“国本”之事，朱翊钧降献可外任，时任内阁首辅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气，封还御批以救言官，并以去位明志，朱翊钧不留。继而王锡爵被召还，继任为首辅。
由此刻见有明一朝君臣冲突的激烈情状，在当时，许多官员以终结仕途作为其坚持政治主张的代价。
刘健、谢迁言“乞休”，即被允退。仅嘉靖三年数月间，杨廷和、毛纪、蒋冕三任首辅先后因与世宗争“大礼”去位，吏部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
万历朝几任阁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国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钧也不留。由此高务实看出来，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
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比议大礼，则以鱼水之投，而为水炭之隔。”
君臣冲突初起时，阁臣身处中枢，位近于百官首领，他们难于置身事外，事实上，刘健、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