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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萨尔浒之战惨败以后，朱翊钧已然意识到东北边境的麻烦不小，开始积极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准备报仇，只是王皇后的突然薨逝让他的精神垮掉了，一个月之后自己也撒手人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常洛如果是个聪明的皇帝，就应该知道他的压力其实很大，国家兴亡都在他肩上了。而且，只要能报了萨尔浒的大仇，他的权威也能树立起来。
但要成功复仇，其关键则在于手里必须有钱。有钱才能打仗，这一点在万历三大征中早已证明。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砸了大把的内帑进去，原历史上的三大征说不定一场都赢不了！
可是，内帑的钱是从哪来的？大头就是矿税。
矿税并不能“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和高务实现在要搞的商税不同——高务实收商税，是要把钱收进户部，朱翊钧的矿税则是通过矿税太监收进内帑。
在原历史上，朱翊钧这矿税每年收起来的其实也不算多，但搞出的麻烦却很是不小，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征矿税”没有制度可言，矿税太监们又趁机上下其手，弄权、贪墨不一而足，所以民间反对的声浪很大。
不过，所谓民间反对声浪，实际上有一大半是大商人们搞出来的，同时大商人们的朝堂代言人们则不断攻击矿税，数十年如一日的要求朱翊钧取消矿税，只是朱翊钧始终坚持不肯罢。
整体而言，矿税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保证了在国家“出事”的时候，皇帝能拿出银子来支撑战争，又导致民间、朝堂的尖锐反对。
作为新御极的天子，不是说不能取消矿税作为一种与百官妥协的手段，争取暂时平息皇权于文官集团之间的斗争。
问题是取消矿税也得看时机啊，这个时候辽东眼看着都要彻底糜烂了，你还把自己手里目前最靠得住的一笔财权放弃掉，这……是个什么神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