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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之所以这般肯定，自然是有原因的，而且这原因说起来还特别简单。
王锡爵万历十年就因为父亲病重而回乡侍奉老父，其中经历父亲逝世而守制，再因为此前高务实的阻碍而未能第一时间起复等等，前前后后算是耽搁了差不多五年时间。
对于出生于嘉靖十三年、已经五十四岁（虚岁）的王锡爵而言，他虽然还有十七年以上的宦途生涯，但浪费的五年毕竟是实打实的，一定会想着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补上”。
而与高务实履新之后要烧那“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样，王锡爵也肯定要烧这新官三把火，不仅要烧，还一定要烧出一番模样来，才对得起他王太仓的大名。
如此，高务实认为从小就重视名声且颇有点“好做惊人之语”的王锡爵，在抵京之后一定会把这次机会牢牢抓住，以期能给自己起复造势。虽然情况不同，但他肯定会想起当年高拱起复时的盛况，并争取自己也能“搞个大新闻”。
然而料人如神的高司徒这次只料对了一半：王锡爵紧赶慢赶，在高务实上完营救疏的第三天下午便赶到了京师，然后确实搞了个大新闻——但却不是针对“谤君案”及其余波，而是另一件更大的大事。
王锡爵下午抵京，次日一早便上疏言事：请皇帝早正国本！
在疏文中，王阁老用他名扬天下的文笔力图让皇帝知道早正国本的重要性。
其实“正国本”的重要性哪里还需要王锡爵多说，这几年早有不知道多少人提过这事了，在各种各样的奏疏中早就把道理翻来覆去说得明明白白，皇帝就是根木头也一定清楚了。
所以讲道理是一方面，虽然身在苏州但却深悉京师情形的王锡爵当然也不指望自己面子这么大，一开口皇帝就认怂了，因此他不仅是讲道理，而且给皇帝指出了一条明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