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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人习惯于“小政府”的思路，你这就是人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开支。换言之，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管账的是如此，掌管各类库房的也是同样道理。而且申时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库管人员”本就很多——因为各地都建有各种仓库，粮草、军器、布帛、贡献、仪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库管人员也要加倍，这要造成多大的财政浪费？
更不必说高务实的加强监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绝贪墨，那也是没准的事。
深悉官场之道的申时行太清楚这其中的猫腻了，别的不说，就说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监督左主官，但倘若这左右主官两人合谋，一起贪墨分赃，你怎么办？
哦，你说你还有审计署？好，那我问你，你这审计署要多大的编制才能监督天下间如此数量巨大的账目、仓库等机构？我就是给你一个都察院，只怕你也管不过来吧！
申时行的奏疏写到此处，就开始引出他们心学派的“道统级论调”：治理官员，还是要看教化，不能仅靠这些“平白无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为君子，道德出众，自律严谨，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轻徭薄赋、与民生息。
申时行的奏疏呈递去司礼监之后，他才看起百官们对高务实的弹劾。这一看不得了，他发现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类似，“就事论事”的弹劾也就罢了，关键是弹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弹劾高务实“奸佞”、“遗毒”甚至“谤君”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