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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时行是典型的老派官僚，在财政问题上的思维只是老一套，他是不会“做加法”的，所以在他看来，大明的商业利益就是那么多，北方拿得多了，自然南方就拿得少。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亦或者开辟新商路、打造新商圈这种想法，申时行显然不可能理解。
于是在他看来，高务实不管要搞什么样的新政，也不管他的口号如何喊，归根结底都是剥削南方商人，养肥北方商人。
一句话：断不可信，断不可行！
不过，袁宗道这番话还是在另一个方面提醒了申时行，那就是高务实不仅必推新政，而且一定会尽快推出。
袁宗道刚才的话本来没有提及这一点，这是申时行听他提到“新郑伯侄”的时候忽然想到的。
高务实现在已经是部堂之尊，按照历代的一贯传统，已经完全可以用“高新郑”来指代，然而此时天下人提起“高新郑”三字，肯定还是会先想起高拱，然后才会发现原来高务实也已经是“高新郑”了——当然为了区分，大概会称他为“小高新郑”。
伯侄二人都是“高新郑”，而高拱现在已经盖棺定论，极谥文正了，那么此时此刻天下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待高务实？自然是看他能不能继承高拱的遗志，为新郑高氏再续辉煌。
如果把“天下人”的范围缩小，只论实学派官员呢，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高务实，亦或者说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期许？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多年前实学派内部就已经把高务实看做是高拱当仁不让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了——大明朝文官的官职固然不能继承，但由于高务实的“学历”足够硬扎，未及弱冠便已身为“储相”（翰林），实学派内部自然是等着看他完全“接棒”高拱的那一天。
但高拱的“棒”不止是首辅之位，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改革精神，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和理想，高党才得以出现，实学派也才得以成为一股真实存在的政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