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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所以邱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不征”，而是不能“全征”，这里头要有区分。比如说粮食，农民本就交过租税田赋，他拿去市场上卖余粮，你还要再找他纳一笔税，那你这就是重复征税，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高务实同意这个观点，而且认为不仅是粮食不应该“重复征税”，包括棉布之类的民间生活必需品也应该做到低税，甚至最好能免税。
但他不能只考虑一个人的观点，王夫之虽然现在连人都还没出生，但他主张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而且高务实本人也知道那些观点。
王夫之持什么观点？与实学派的邱濬不同，更偏向于“道德实学”的王夫之（但不能认为他是心学派）有着更传统的抑商态度。他认为“商贾者，于小人之类为巧，而蔑人之性贼人之生为己极者……夷狄资商贾之利，商贾恃夷狄而骄，而人道几于永灭”；“生民者农而戕民者贾”。
正因为他主张抑商，所以他在其著作中崇尚刘邦“困辱商人”的观点，并认为“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