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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压力下，被夺俸的有关大小臣工不得不“仰体皇上友爱周亲之意”，“清查备极苦心”，“在各官业已智尽力索，在地方见为竭泽而渔”的情况下，终于变景府的虚数为潞府的实数。
至万历二十一年，户部题：“潞府奏讨景府遗业，已经道、府查补派租明白，请开住俸官员俸。从之。”由此可知，拨勘工作最后使潞王和皇帝满意后，被停发工资的官员才重新开俸。
这样，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共历时五年，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坑矿、盐税。
实际上，自明中期以后，投献之风愈来愈盛。早年景王之国时，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
万历年间，投献之风更烈，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还特别提出：“小民因差役苦累，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除以前置买者，姑听家人看守。如仍踵前弊，百姓着有司究惩，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
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纳献当不在少数。此外，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
《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中亦谓：“有等豪暴强宗，往往擅离封城，于各州县吞占田产，有司知而不问。”
而潞府庄田分布很广，与民田犬牙交错，奸陌相连，夺买、侵占民田之事也会经常发生。
胡仲澜在《王庄议》一疏中以黄陂县摄源乡为例说：潞府奏讨景王遗产，在该乡七十里之内刮得607顷田地，但“（潞府）佃户苦于租重，所争疆界七十里，不思七十里之内有民田数十顷亩。景府原额不过陆佰柒顷，岂得界七十里之多？在佃民多欲增田以减租，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数年以来，此所以纷纷难定也。”
潞府的佃民尚依七十里之名争夺民产，何况潞王府呢？若无潞王府作后台，岂能因佃民争之而使有司数年不能处理解决？不过是胡仲澜只敢讲佃民，不敢讲潞府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