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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惊惧到坐立不安的，是魏学曾这道上疏的矛头所指。
这道奏疏，咋一看是弹劾潘晟，但申时行敏锐的发现那并不是魏学曾的重点。魏学曾其实只是顺便弹劾了一下潘晟，他真正要做的是在应天、浙江一带重新拟定税率。
大明朝的税率基本上是太祖朱元璋时期就已经定下的，它不像后世的税率那样拥有全国统一性，而是一地一税，以开国时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根基搞出来的，后续调整的幅度非常小。
理论上来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固定的税制肯定会逐渐积累越来越多的问题。既然如此，那就该多调整调整，让税率始终符合各地的实际水平和承受能力。有些地方发展快了，这税率就可以稍稍提高；有些地区发展慢了，这税率就应该稍稍降低。
但以大明朝廷在财政问题上的一贯僵化表现，这种想法显然是在做梦。简单的说是怎样呢？不管你朝廷想提高哪一地的税率，当地（本县、本府、本布政使司）都势必跳出一大堆人来哭穷卖惨，只有朝廷表示要降税、免税什么的，才会听见歌功颂德的声音。
为何大明收税越收越少，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具体到应天、浙江等地，提高税率这种事就更是以往碰都没人敢碰的禁忌话题。
为什么？因为这些地区虽然经济最发达，可是它们培养出来的官员也最多，朝廷中当政的大佬们一抓一大把，你要在他老家提高税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你！
即便朝廷搞出了科举南北榜来平衡官员选拔的地域问题，但这种局面的改观也不是很大，因为东南官员背后依靠着全国经济最强的地区，该地区的大商人们为了确保自身的利益不被损害，都在背地里出资支持本地官员的“发展”，这个问题前文有述，此处不赘言。
于是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些很不好的结果：大家的出身本就有了差别（南榜看不起北榜，除非你是三鼎甲），现在双方所受到的额外支持还不对等，那当然是南榜进士更容易混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