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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了“实理”以后，王阳明主张还要将其推致于日用常行之间。他曾激烈反对佛老那种脱离修齐治平路线的修养路径。
他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佛教将现实世界君臣、父子、夫妇的责任和义务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赘，要“不著相”，其实就是要逃避。而心学坚持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强调一切学问都必须服务于宗法家国的大事业。
他努力划清心学与佛学的界限，说：“是故良知皆实理，致知皆实学，固非堕于空灵，一与事物无干涉，如禅家者流也。”凡是宣扬脱离伦常、事功而进行的道德修养，都不是儒家的“圣学”。
曾有一官员对王阳明说：“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王阳明回答他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簿书讼狱之闲，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
王阳明历来反对脱离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来讲学术，认为真正的心学、实学一定要能够应用于“簿书讼狱”之类的政治实践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个定论：“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来，道德修养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欲，回归社会的公德，并非要人们躲避社会的事务。如果只能在没有钱财之处可以不贪、不盗，那么道德修养还有什么意义？
故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钱谷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学本身并不空虚，“何往而非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