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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逊道：“湖州、嘉兴、杭州、绍兴，此浙江四府，环绕钱塘，个个上榜，偏偏宁波也在钱塘边上，却未能跻身而入，世叔不觉得有些诡异么？哦对了，不知世叔是否知晓，苏杭两地虽然都在此榜，但苏州粮赋高达两百五十余万石，而杭州却仅二十三万四千石，至于宁波这等未上榜的，那就更少了。”
高务实略一沉吟，道：“你是想说，国朝初建之时，要么苏杭、苏宁之间的实力相差极其巨大，要么……杭州、宁波等处，严重隐瞒了其经济实力？”
经济这个词古已有之，但原意与后世不同。不过，在高拱、高务实大力推进实学之后，这个词在大明便用得逐渐多了起来，现在已经接近于后世的意义了，吴逊自然也是理解的。
谁知道吴逊微微一笑，道：“说隐瞒也并非不可，但事实上，以小侄之见，却也谈不上隐瞒，而是朝廷主动放弃。”
高务实心中一动，隐隐猜到他要说什么。
果然，吴逊轻轻撇嘴，道：“彼时朝廷划分户籍，商贾既不入编，亦不征税（商籍都是后来才有的，而且地位很低）。而钱塘之富，当时早已不在田，而在蚕与商，可这些蚕户并不富裕，真富者皆商贾也，如此一来，编造黄册之时，钱塘一带的粮赋就远低于苏州了。”
高务实知道他说的虽然是实情，但苏州的粮赋之所以格外高，其中还有张士诚这个朱元璋初期头号大敌就是以苏州为大本营的缘故，所以朱元璋特别对苏州征收重税。
当然后来事实证明，朱元璋的总体赋税都定得太低，以至于苏州明明交了全国最高的粮赋，苏州人也可以满脸不屑的说：这点破税老子不在乎。
但钱塘江片区的粮赋这么看来的确是过低了一些，而且即便把吴逊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考虑进去，高务实仍然觉得不对劲——如果认为苏杭经济水平大致相同的话，难道杭州的商税应该高达粮税的九倍吗？这也未免太夸张了。
即便打个对折，认为大明开国时期杭州的经济实力只有苏州一半水平，那本该缴纳的商税也应该达到粮税的四五倍，这似乎也还是有些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