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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初期，阻力重重。贵族们暗中指使百姓抵制新法，太子驷更是触犯法律。商鞅深知，若不能树立法威，变法必将失败。他向孝公建议："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犯法，其傅当罪。"于是，太子傅公子虔被处以劓刑，太子师公孙贾被处以黥刑。这一雷霆手段震动秦国，从此无人敢轻视新法。
孝公对商鞅的支持，远不止于朝堂之上。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咸阳城门立下三丈木杆，宣布"徙木者得五十金"。百姓们起初不信，直到有人真的将木杆搬到北门，当场获得重赏，新法的公信力才逐渐建立。孝公明白，变法不仅是制度变革，更是思想革新，他默默支持着商鞅的每一个举动，即使面对贵族们的哭诉和旧臣的辞职，也从未动摇。
在君臣的默契配合下，变法成效逐渐显现。数年后，孝公再次登上城楼，只见城外良田成片，农夫们在新开垦的土地上辛勤劳作，官府的粮仓堆满了粮食。军队中，曾经的农奴穿上了统一的铠甲，手持锋利的兵器，在操场上整齐列队，喊杀声震天动地。更让他欣慰的是，山东六国的使者开始频繁来到咸阳，秦国不再是被忽视的"戎狄之国"，而是让诸侯侧目的新兴强国。
五、历史回响：求贤令的遗产
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爆发，魏国主力被齐军歼灭，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孝公抓住时机，派商鞅率军攻打河西，大败魏军，收复了部分失地。公元前338年，孝公病逝，临终前他握着商鞅的手说："先生勿忧，寡人之志，后世必继之。"他不知道的是，自己颁布的求贤令，已为秦国种下了崛起的基因。
此后的秦国，始终秉持"任人唯贤"的传统：惠文王用张仪连横破合纵，武王用甘茂拔宜阳，昭襄王用范雎远交近攻，庄襄王用吕不韦强国力。直到秦始皇时期，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仍以孝公求贤为例，指出"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求贤令开创的开放胸襟，成为秦国吸引人才的法宝，让各国精英为秦所用，最终促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伟业。
站在历史的长河边回望，秦孝公的求贤令不仅是一纸招贤榜，更是一声划破长夜的号角，它标志着秦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衰落走向复兴。当各国还在纠结于血统和出身时，秦国已用包容的胸怀拥抱天下英才，这种超越时代的远见，正是其最终统一天下的关键所在。孝公与商鞅的君臣际遇，也成为后世渴求贤明君主与治世能臣的典范，永远铭刻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中。
千年之后，当我们重读《求贤令》，依然能感受到那位年轻君主的壮志与担当。他在秦国最艰难的时刻，以非凡的勇气打破常规，为国家的未来铺就了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那道振聋发聩的求贤令，和那位立志复兴秦国的君主——秦孝公嬴渠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