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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为巩固势力，私自创设多种特权户籍类别：
- “宫市户”：名义上为宫廷采买服务，实则由宦官亲信掌控，免交商税，甚至持“宫市牌”强买强卖，《顺宗实录》记载的“宫市之弊”即与此相关；
- “神策户”：凡挂靠神策军籍者，不仅免役，还可获得官府补贴，至唐末，神策军户籍中“虚籍占额者十之七八”（《旧唐书·食货志》）；
- “寺观户”：宦官与佛教寺院勾结，将亲信入籍为僧道，逃避世俗赋税，会昌灭佛时清查的“伪度僧尼”中，半数以上与宦官有关联。
三、蠹政害民：户籍混乱引发的社会经济危机
1. 财政崩溃：赋税流失与国家控制力衰减
宦官干预导致户籍登记严重失真。德宗时期，全国登记人丁约1300万，而实际应服役人口远超此数；至僖宗时，“天下户籍，十失其七，吏因依浮客，为奸以赋敛”（《新唐书·食货志》）。赋税流失直接影响军费开支，朝廷为镇压藩镇与农民起义，不得不加征“间架税”“除陌钱”，形成“户籍越乱—赋税越重—百姓越逃”的恶性循环。咸通年间，江南地区因户籍虚减，官府竟按旧籍摊派赋税，导致“贫者流亡，富者益固”（《全唐文·请厘正户籍疏》）。
2. 社会矛盾激化：从流民问题到武装起义
户籍失真使大量自耕农沦为“逃户”，他们或依附藩镇，或成为流民。文宗时期，剑南道逃户占比达30%，这些人因无户籍而无法获得土地，只能充任“客户”，受地主与宦官双重盘剥。更严重的是，宦官通过户籍舞弊培植地方势力，如田令孜在四川“以户籍为质，贷富商钱百万缗”（《新五代史·前蜀世家》），导致地方豪商与宦官集团勾结，垄断地方经济。乾符元年（874年），王仙芝起义时发布的檄文中，直指“宦官专权，户籍失实，赋役不均”，将户籍问题列为起义诱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