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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问题成为十国政权外交博弈的重要筹码，各政权通过户籍政策的调整来实现政治目的。南唐为争取中原士大夫支持，实行"优遇北士"政策，"凡北人入籍者，免十年赋役"（《江南野史》），这种政策既增强了自身实力，又削弱了中原政权的统治基础。后周世宗则通过"禁民南渡"政策，"立栅于淮，犯者死"（《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试图阻止人口流失，同时为南下伐唐制造借口。
吴越与南唐的户籍外交尤为典型。吴越为牵制南唐，主动吸纳南唐逃户，"给以田宅，使为吴越民"（《吴越备史》），南唐则针锋相对，"招纳吴越流民，许以复唐籍"（《资治通鉴·后周纪二》）。双方这种"争民"的外交策略，实际上是在争夺经济资源与人口红利，最终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直至北宋统一后才得以缓解。
南平政权则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户籍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南平处于南唐、后蜀、马楚等政权之间，大量流动人口经此中转，南平王高从诲"不问来者何许，皆给以路引，使往他境"（《十国春秋·南平世家》），这种"过境留客"的政策，既避免了与周边政权的直接冲突，又通过收取"过境税"增加了财政收入，形成了独特的"缓冲国"生存策略。
（二）人口争夺与军事冲突的联动
户籍冲突与军事冲突往往相互激化，形成联动效应。后梁与吴的"清口之战"（905年），表面上是军事对抗，实则与人口争夺密切相关。战前，吴政权"招纳梁之逃户，得十余万"（《资治通鉴·后梁纪一》），后梁太祖朱温以"吴盗我民"为由，发兵二十万攻吴，最终惨败于清口。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南北军事格局，也使后梁丧失了大量人口，加速了其灭亡进程。
南唐灭闽（945年）的战争同样与户籍问题有关。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唐，闽主王延政指责南唐"招我逋逃，谋我疆土"（《十国春秋·闽世家》），南唐则以"吊民伐罪"为名出兵，最终灭闽。但南唐在战后处理闽地户籍时采取高压政策，"括闽之户口，增其赋税"（《资治通鉴·后晋纪六》），导致闽地百姓"群起反抗，数年乃定"（《南唐书·元宗本纪》）。
后周世宗伐南唐（955-958年）的战争更是户籍冲突激化的结果。后周以"南唐招纳后周逃户"为由起兵，战争中双方都采取了"迁民"策略：后周攻占淮南后，"迁其民于淮北"（《旧五代史·周世宗纪》）；南唐则在败退后，"徙淮南之民于江南"（《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这种大规模的强制性人口迁移，使户籍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也为北宋统一后的户籍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
（三）户籍整合与统一趋势的孕育
尽管户籍冲突加剧了十国的分裂局面，但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也孕育了户籍整合的趋势，为后来的统一创造了条件。南唐在灭闽、楚后，尝试在新占领区推行统一的户籍政策，"罢闽、楚旧籍，一依唐制"（《江南野史》），这种制度整合虽因政局动荡而未能完全成功，但为区域性的户籍统一提供了经验。
吴越的户籍管理则体现了向统一制度过渡的特征。吴越在境内实行"版籍整齐"政策，"令州县造鱼鳞图册，定户籍，一准唐法"（《吴越备史》），这种对唐代户籍制度的继承与发展，使吴越的户籍体系相对规范，为后来纳入北宋统一户籍体系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