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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九年的宇文融括户堪称唐代户籍清查的巅峰之作。这次行动首创“括户使”制度，由中央直接任命10道劝农使，携带《括地令》与《均田格》奔赴地方，采用“团貌”（集体核查相貌）与“括实”（土地丈量）结合的方式。《旧唐书·宇文融传》记载，此次括户“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新增户籍使国家赋税收入激增1/3。其技术创新在于：一是制作“手实样稿”，统一户籍登记格式；二是建立“貌阅档案”，将人口体貌特征记录在籍；三是推行“自首免罪”政策，鼓励隐户主动登记。
德宗时期的“两税法”改革则从制度层面打击户籍隐匿。建中元年（780年）颁布的《两税诏》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打破了土户与客户的界限，无论是否土着，只要在当地居住就须登记纳税。更关键的是“以资产为宗”的征税原则，使豪族难以再通过隐匿人丁逃税，因为土地、商铺等资产难以隐藏。据《通典》记载，两税法实施后“豪户率多丁者，今皆以资产为差”，迫使他们承担更多赋税。
（二）法律体系的严密构建
《唐律疏议》将户籍管理纳入刑法体系，“户婚律”中“脱户”“漏口”“增减年状”等罪名均有明确量刑：脱户一口杖六十，三口加一等，最高可处三年徒刑；里正知情不报者同罪。特别设立“私入道”罪，规定“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遏制豪族通过宗教户籍逃税。武则天时期修订的《大足律》新增“占田过限”条，规定“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从土地源头打击隐户现象。
执行层面建立了“连保制度”，《唐六典》规定“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内有人脱籍，同保人须连坐。敦煌P.3898号文书中的《唐开元二十九年西州高昌县保傅牒》显示，当地保正需定期核查“保内有无脱户漏口”，并签字画押上报。这种连带责任机制使豪族难以大规模藏匿人口，宪宗时期的荆南节度使裴均曾通过连保制，在辖区内查出“隐户万二千余”。
（三）监察体系的立体监督
中央御史台设立“户籍巡查使”，每年分两次巡视地方户籍管理。玄宗时期的监察御史韦利器发明“三比法”：将户籍（现籍）、记账（前次户籍）、手实（户主自报）三者对比，发现差异即追查到底。《册府元龟·邦计部》记载，韦利器在河北道巡查时，通过三比法查出“伪冒户籍者三千余户”。地方则设立“户曹参军”专职户籍管理，州级户曹需每季度向吏部报送《户籍增减状》，县级户曹则负责具体的造籍工作。
民间举报制度也被纳入监督体系，玄宗下诏“有能纠告隐藏户口者，据所纠告，给赏钱百贯”，代宗时期更将赏格提高到“每纠一户，赏钱五十贯”。敦煌P.2803号文书保存了一份唐代举报隐户的状子，某百姓举报“邻人王二狗，隐口三，占田五十亩”，官府核查属实后，举报人获得了“赏钱三十贯”。这种全民监督机制使豪族隐匿人口的风险大大增加。
四、博弈困局：制度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