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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十国并立的契丹（916年建国，后称辽），其户籍制度体现了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设立“南北面官”：北面官管理契丹等游牧民族，实行“部族制”户籍，以“石烈”（部落）为单位登记人口，“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为事”；南面官管理汉地，沿用唐制州县户籍，征收赋税。这种“一国两制”在幽云十六州表现得尤为明显——契丹将汉民编入“头下军州”，但允许其保留农耕户籍，仅向领主缴纳“租赋”，同时向辽廷服兵役。这种双重户籍体系，既维持了契丹的民族特性，又适应了汉地的经济模式，但也导致“华夷之辨”下的户籍矛盾，为辽后期的民族起义埋下隐患。
四、战火与流徙：户籍混乱的社会经济影响
（1）人口流动与“浮客”激增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掀起三次大规模南迁潮：后梁与晋争霸时（907-923年）、契丹灭晋时（946年）、后汉暴政时（947-950年）。据《旧五代史》记载，仅后晋天福年间，“自洛、汴至于襄、邓，流民仆地者千余里”，这些流民被称为“浮客”，即没有固定户籍的流动人口。他们或依附豪强为佃户，或聚啸山林为盗匪，形成“主户日少，浮客日多”的局面。后周显德元年（954年）统计，河南府“主户”仅余三万余户，而“浮客”竟达五万余户，超过主户数量。这种人口失控不仅导致赋税流失，更使社会治安陷入混乱——“盗贼蜂起，州县不能制”。
（2）土地荒芜与赋税体系崩溃
户籍混乱直接导致土地制度失灵。唐朝后期的均田制早已瓦解，五代各政权虽试图推行“计亩征税”，却因“田亩无籍，赋税不均”而失败。后梁开平年间，户部奏称“诸州府田土，多为豪强隐占，流民无田可耕”；后晋天福年间，相州（今河南安阳）刺史奏报“州内荒田十之六七，户籍空存，赋入不充”。为维持财政，各政权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后唐“按户籍征青苗钱”，后汉“率户征钱”，甚至出现“预借来年赋税”的苛政。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使“百姓弃田宅，流亡他郡”，形成“户籍愈乱-赋税愈重-流民愈多”的恶性循环，至后周初年，全国耕地面积较盛唐减少近一半，“太仓之粟，不足以支半岁”。
（3）商业萎缩与城市户籍瓦解
唐朝后期繁荣的城市经济，在五代战乱中遭受重创。长安、洛阳经多次兵燹，“宫室焚烧，十不存一”，开封虽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城，但“屡经围击，市肆荒凉”。城市户籍的核心——“坊郭户”大量逃亡，后梁开平二年（908年），户部统计汴梁“坊郭户”仅余八千余户，不足盛唐长安的十分之一。商业户籍的瓦解导致商税锐减，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全国商税收入仅“百万缗”，不及唐朝的五分之一。为挽救财政，各政权竟推行“苛留商货”政策，在交通要道设立税卡，“十税其七”，致使“商贾不行，百货壅滞”，连南方的南唐、吴越也因“商路阻塞”，海外贸易规模较唐朝缩水近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