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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与户籍的互动：重建背后的利益逻辑与社会效应
五代后期的户籍重建并非单纯的行政行为，而是经济复苏与政治稳定双重需求下的制度调整，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利益互动。
1. 财政逻辑：从“以人计税”到“以田定税”的过渡
唐中期以后，两税法虽以“户等”“田亩”为征税依据，但五代前期因户籍失实，地方多以“人丁”摊派赋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赋轻，贫者无立锥之地而赋重”。后周世宗“均定田租”后，户籍登记重点从“人丁”转向“田产”，如显德五年（958年）规定：“诸州府秋夏税赋，以田土顷亩、户等高下为断”，户籍与土地登记（鱼鳞图册雏形）开始结合，为宋朝“主户以田产定等”的制度奠定基础。
2. 社会控制：从军事征发到民生安辑的转向
五代前期，户籍的军事功能（征兵、征役）压倒经济功能，导致民怨沸腾。后周世宗改革后，户籍管理重心转向“安辑流民”，如规定“逃户归业者，给复三年”，南唐“客户垦田者，勿收其税”，通过减免赋役吸引流民附籍。这种转变使户籍从“强制束缚”变为“利益诱导”，百姓主动登记户籍的意愿增强，后周显德年间，开封府“户口比旧增二十余万”，南唐昇元年间，江淮地区“编户益繁，府库充牣”。
3. 基层治理：里甲制与保甲制的早期融合
五代后期的户籍管理强化了基层组织建设。后周“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里置里正，乡置耆老”，负责户籍编造；南唐则“以十户为保，五十户为大保，十大保为都保”，兼具治安与户籍功能。这种“里甲—保甲”的复合组织，既继承了唐朝乡里制的赋役管理传统，又融入了五代军事联防的需求，成为宋朝保甲法的先声。
五、制度遗产：五代户籍探索对宋朝的奠基作用
宋朝建立后（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尽收藩镇之权”，在户籍制度上直接继承并发展了五代后期的改革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