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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逃亡导致原户籍所在地的赋役流失，因此各政权普遍采取追缴逃户赋税的政策，由此引发了大量跨政权经济纠纷。后梁时期，魏博镇百姓逃亡至吴地，后梁政府"遣使至吴，请追逃户赋"（《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吴政权以"逃户已入吾籍，当为吾民"为由拒绝，双方为此爆发边境冲突。这种情况在十国时期极为普遍，《五代会要·逃户》记载："诸州逃户，其赋税并仰邻保代纳，或流亡他境，则移文追征"，这种"邻保代纳"与"移文追征"的政策，将赋税负担转嫁到未逃亡者或流入地政权身上，加剧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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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与吴越的赋税纠纷尤为典型。昇元年间（937-943年），南唐境内"逃户多入吴越，唐主遣使请吴越归之，吴越王不许，曰：''难民来归，吾不忍驱之''"（《资治通鉴·后晋纪三》）。南唐遂采取经济制裁措施，禁止与吴越通商，导致"两国贸易断绝，物价腾贵"（《江南野史》）。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吴越允许南唐遣使至境内核查逃户，对愿归者给以路费，不愿归者则由吴越代纳部分赋税。这种妥协反映了政权间在人口与赋税问题上的相互制衡。
后蜀与南平的赋税纠纷则体现了特殊的地缘关系。后蜀据有巴蜀，而南平（荆南）控扼长江中游，后蜀逃户多经南平南下，后蜀政府"移文南平，令捕逃户，南平王高从诲曰：''蜀地狭民贫，逃户皆吾之客户也，安可归之''"（《十国春秋·南平世家》）。后蜀遂在边境设卡，对经南平南下的逃户征收"过境税"，南平则针锋相对，对入蜀货物加倍征税，这种赋税战持续多年，直至北宋统一才告终结。
（二）赋役不均引发的社会动荡
逃户赋税的转嫁造成了严重的赋役不均，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在中原地区，"逃户之赋，令邻保代纳，使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旧五代史·食货志》），后晋天福年间，魏州百姓因"代纳逃户赋"而"相聚为盗，州郡不能制"（《资治通鉴·后晋纪二》）。在南方政权，虽然对逃户政策较为宽松，但外来移民与土着居民的赋役差异也引发矛盾，南唐昇元三年（939年），"土户诉客户赋轻，唐主命重定税法，土、客户俱以田多少为差"（《续资治通鉴长编》），这种调整虽缓解了矛盾，但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内在缺陷。
更严重的是，赋役纠纷导致了跨政权的武装冲突。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后周世宗以"南唐招纳逋逃，苛敛商民"为由，发动对南唐的战争，其《讨淮南诏》明确指出："蠢尔淮甸，敢拒大邦，逃户未归，边民有怨"（《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这场持续三年的战争，表面上是统一战争，实则包含着对逃户与赋税控制权的争夺，最终南唐"割淮南十四州，岁输贡物三十万"（《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其中就包括对逃户赋税问题的妥协。
（三）赋税博弈中的制度调适
面对频繁的赋税纠纷，十国政权也尝试进行制度调适，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解决方案。南唐与吴越在长期博弈后，于保大年间（943-957年）达成"逃户协定"，规定："凡越境逃户，居满三年者，听留入籍，原属政权不得追征；未满三年者，愿归者听，不愿归者由流入地代纳一半赋税"（《江南野史》）。这种按居住时间划分责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矛盾。
闽国与南汉则采取了"赋税分成"的方式处理逃户问题。闽国后期，大量百姓逃亡南汉，双方约定："逃户在汉地耕种者，所纳赋税，闽得三成，汉得七成"（《十国春秋·闽世家》）。这种利益分成模式，虽未解决根本问题，但为跨政权赋税管理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